目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概念上的挑战。全球环境变化引起的人类健康危险性评估需要几项补充性的研究措施。全球环境变化引起的人类健康的影响研究可归结为三个领域,每个领域的研究可采用许多不同的方法。这三个研究领域是:
⑴作为(假定的)正在存在的自然环境变率的显示,历史的或类似的条件可以被认为有可能预示未来的环境变化。这些经验性的研究可帮助我们填补认识上的不足,加强对未来人类健康响应环境——气候条件改变的预测能力。
环境变化的预测及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在各种层次上都面临着不确定性。有些不确定性是科学性质的,可以归咎于对现实过程缺乏足够的理解所致,如云度的增加是否百度文库因于全球变暖,因为全球变暖对其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效应。有些不确定性涉及概念型和结构型数学模型,在这些模型中,参数连接过程的规范是不确定的或重要的参数值是不确定的,如气温、温度和地表水的变化与蚊子的繁殖、生存和叮咬行为有什么关系?有些不确定性从本质上讲是属于认识论范畴的,指的是对未来社会的结构和行为中哪些可以或不可以理性地预见,如像温室气体排放的未来模式。最后当然还有来自于样品差异的同源不确定性。
⑵寻求健康危险指标或健康状态对环境变化响应的早期证据,尤其应该注意敏感的、早期响应的系统或过程。
⑶运用已有的经验知识和理论来模拟未来的健康结果与给定的环境变化情景之间的联系,也就是所说的健康危险性评估。
全球环境变化的到来,以其复杂性、不确定性为科学、公众和政策制订者带来了新的挑战与任务。全世界不能坐以待毙,也不能依靠经验证据。不温不火的科学好奇心必须要被一种更加迫切的努力所替代,以评估全球环境变化影响健康的所有因素,并将所获取的信息(尽管还存在缺点和假设)应用于政策领域。在进行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讨论中,对人类健康影响的关注是一项非常重要甚至是核心的论题。
另外,这些环境变化是发生在超常的大空间尺度内,可以延续到未来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尺度,有些变化还是不可逆的变化。据研究,一些环境变化对健康有直接影响,如由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的洪水和炎热期的增加引发的健康问题,臭氧层损耗引起皮肤癌的增加。许多影响来源于对食品生态系统或传染病病原体均衡系统中至关重要的生态过程的破坏。也就是说,很多因果关系并不简单,而且也不是瞬即显现的。
然而,绝大多数的公众健康研究者是一些遵循传统、通过直接观察来研究过去和现在的经验主义者。根据定义,经验方法是不能用来研究未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全球环境变化的到来迫使科学家去估算其对未来的影响。如果目前或可预见的这种趋势仍继续存在,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必须要吸收综合评价模拟手段。流行病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确定近期或当前的行为、暴露出的问题及其他因素给健康带来的危险,他们一般不会去过问今后几十年内关于健康影响的问题。
健康灾害的脆弱性随人群的不同有一定的差异,人口的脆弱性反映了人类健康对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和适应新的气候条件的能力。人口脆弱性可用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食物供给能力、当地的环境条件、已有的健康状况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有效性衡量。
适应性指的是人类采取的用来减轻(预期的)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影响的措施。帮助保护人类健康的控制策略要有一定的体系。这些策略可归类于:①管理的或立法的;②工程的;③个人的(行为的)。立法的或制度的行为可由政府来制订,需要大家或指定的阶层或个人执行;作为选择,适应性的行动也可自愿实施或通过宣传、教育PG电子通信或经济上的行为来激励。前面一个类型的行为可在国际(超越国家)、国家或团体的层次上来采用,后一个类型适用于从国际的到个人的各个层次。作为对已观察到的或预期的气候影响的回应,为减轻气候影响造成的脆弱性的适应性策略也可能是起反作用的。
这一领域最基本的一个特征是科学家们要面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全面组合。因此,政策制定者也必须适应使用不完全的信息,从“不确定性”出发做出决策。
预测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要求进化论、生物地理学、生态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间的相互结合,也依赖于大量的如数学模型和历史分析法等方法学。即使是自然环境发生很简单的变化,其产生的效应也要经由一个由自然、生物和社会的前馈(feedforwards)和反馈(feedback)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网络的过滤。有时,变化引起的即时效应不同于长期效应,局地的改变也不同于区域的变化,同一项环境变化可能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产生完全不PG电子通信同的效应。因此,对环境变化引起的健康后果的研究是一个对复杂系统进行短期和长期动态的研究,在此领域内,我们的经验往往是不可靠的,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感性认识去解释似是而非的观察结果。
先将这些前后关系的难题放在一边,公众健康研究者必须要找到估算目前社会和环境轨迹对健康的潜在影响。这不仅是一项有意义的科研任务,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要帮助社会去谋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很明显,阐明如全球气候的长期变化、平流层臭气损耗、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环境变化引起的公众健康危险性会形成一种专门的、概念上和方法论上的研究挑战。
当前,确定或估算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是困难的,这不仅是因为对这些影响的研究是由科学家在开展环境变化过程的“上游”研究中的假定、简化(simplification)和规划等工作所决定的,而且对于环境变化引起的结果——疾病或死亡率的变化——的分类也有多种解释。如果东部非洲的疟疾患病率上升,区域性的气候变化仅仅是一种有争议的解释,其余的解释还包括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人口的流动、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杀虫(蚊)剂使用量的减少或传播疟疾的寄生虫抗药性的增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