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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健康领域面临关键转折点，高收入国家外交政策变化可能带来深远的不利影响。

　　2.专家认为，资助中断为重建全球健康提供一个去殖民化的机会，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筹资、合作以及利益分享体系。

　　3.实施科学重新定义为以公平为中心，可从公平的理论框架、干预措施、实施策略和实施结局等方面推动全球健康去殖民化。

　　4.中低收入国家主导的参与式实施科学兴起，打破高收入国家在研究资助和研究议程设置方面的主导地位。

　　5.为此，作者邀请读者就如何重新聚焦实施科学，以改善全球健康的公平性和走向去PG电子殖民化展开讨论并作出贡献。

　　由于高收入国家近期外交政策的转变，特别是特朗普新政府领导下的美国政策[1]，全球健康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全球健康领域的研究人员、相关组织和各国政府都恰如其分地警示了这些政策变化将带来深远的不利影响：简而言之，大量死亡在所难免。然而，正如Ntobeko Ntusi所言[2]，我们认为，这些令人不安的资助中断可能为重建全球健康提供一个去殖民化的机会，在合作伙伴之间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筹资、合作以及利益分享体系。实施性PG电子研究和知识转化研究是实施科学的基石[3]，如果以上述愿景为目标重新定义这些研究，则可以引领全球健康领域实现这一转变。

　　在之前的社论中[4]，我们指出了实施科学的重要性在于立足于本土环境，有理论指导，并赋能于研究所在社区。我们现在更进一步断言，如果实施科学被重新定义为在每个阶段都以公平为中心[5]，那么它就可以推动全球健康的去殖民化进程：从公平的理论框架开始，融合了平等理论的干预措施、实施策略和实施结局，到研究领导力的多元化和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参与[6]。

　　高收入国家发展援助的缩减为中低收入国家主导的参与式实施科学的兴起提供了机会，打破了高收入国家在研究资助和研究议程设置方面的主导地位。曾经依赖国际援助的那些政府现在必须在筹资上创新，以实现在资助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研究上的自力更生。实施科学由于其节省成本的性质，应该成为这些政府的优先考虑。实施科学聚焦于有效干预措施的实施而非对干预措施本身的研发，而且基于当地优先事项的实施研究可以节省研发资源并实现更迅速直接的现实影响。实施科学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识别具有成本效益并可持续的实施策略来提高资源分配效率，优于过去国际援助组织在不了解当地实际情况下常采用的自上而下的策略。

　　通过优先考虑研究人员和研究开展的社区之间知识与行动的迭代和包容共建[7]，重新强调实施科学的参与性，则是另一种通过利益相关者参与来促进公平的渠道。然而，参与式实施科学并非一蹴即至。研究所在社区的成员在知识生产中一直被边缘化，并且在与通常资源充足、拥有较高学位且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人员进行合作时面临种种隐性障碍。同时，社区也不是同质的：其成员的参与能力不一，并具有不同的需要和偏好。此外，在生物医学范式下将隐性知识和本土知识与科学证据整合在一起可能很困难，而且像这样的整合几乎没有先例可以借鉴。真正的参与式研究需要坚持致力于纠正权力的不对称、以高水平的社交及情感劳动有意识地建立可持续的信任，并为互惠互利创造包容和不断改进的环境。